2007年11月1日 安徽商报
和德国的学生相比，中国的学生更能吃苦、很勤奋，但太缺少动手的能力和锻炼的机会了。很多人似乎对自己将来的就业没有太多的概念。”
“我知道我来这里的责任。短时间内，我可能改变不了什么，我只希望能给这种‘改变’带来一种启发、一种动力，提供一种改变的可能。”
10月31日，来自德国汉诺威应用科技大学、现出任合肥学院副院长的我省高校首位“洋院长”霍恩教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谈的更多的是对中德两国教育问题的思考。这位来自德国的工业设计专家说，他已经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关于工作]把瞌睡的学生从梦里拉回来
“欢迎！欢迎！Nice to meet you!”10月31日上午，记者刚推开霍恩教授办公室的门，他就远远迎了上来，操一口不太标准的两种“外语”问好，并用一双大手紧紧地握住了记者的手。
当日上午10：40，霍恩教授刚从院里调研回来。递给记者的中文名片显示：法尔克・霍恩，合肥学院副院长。这位履新没几日的德国人，已早早进入了工作状态。霍恩教授的办公室里，飘着一股浓浓的咖啡香味――和多数外国人一样，霍恩也保留着喝咖啡的习惯。在翻译贾丹女士的帮助下，我们的对话就从这里开始。
安徽商报：早上我听学生们说，这些天您已经开始投入到您的工作中了。作为安徽高校首位外籍“副院长”，能简单介绍您的工作计划吗？
霍恩：我的第一阶段工作就是从调研入手。你知道的，由于中德两国教育体制、教学模式存在很大差别，因此我必须先从调查入手。现在合肥学院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使我有更多精力去与教务处、学生处及各个系部的老师去沟通，就教育模式的改革、教育计划的制订等等，多提一些意见。我希望多从细节入手，多做一些细节性的工作，多让内行人参与。
我发现，目前中国的高校缺少与企业的合作，老师缺少企业从业的经验，学生也缺少在企业实习的机会。我想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此外，我还要以合肥学院为依托，对安徽省其他高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调研、咨询，来研究和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和教学模式的改革。
安徽商报：您希望带来怎样的变化？
霍恩：我觉得，目前中国高校教学模式的改革不会是在瞬间就可以完成的，这是一个过程。我知道，安徽的政府部门对于我的到来非常重视，我很激动。他们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合肥学院这样一个有特色的院校进行试点改革，再以此辐射其他高校，是非常正确的。
什么东西可以很快变化？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学习态度。就是把上课瞌睡的学生从梦里拉回来。我和系里的老师们交流过，希望我们的课程多从学生的角度去设计，多了解学生需要学什么样的知识，有什么学习渴望，这样就不会发生上大课时，一半学生在听讲，另一半学生在睡觉的情形了。上课学生睡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教育的原因，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学生自身责任心不够，对后果考虑得太少，他们都是成人了，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我的设想是，让高校的学生提早进入企业实习，一方面，让企业承认了他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明白，对于未来这样的一个职位，他还有哪些需要补充学习的。德国也是世界上高失业率的国家，但德国的应用型人才还是比一般的综合类大学毕业生更容易就业。
我知道我来这里的责任。短时间内，我可能改变不了什么，我只希望能给这种“改变”带来一种启发、一种动力，提供一种改变的可能。
[关于教育]考分不应决定学生的未来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霍恩教授多次提到中国教育与德国教育的差别问题，比如，青少年接受教育的过程，学生的课业负担，大学入学考试的环节，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方法和考核的方式等等。
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霍恩教授告诉记者，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他所说的内容既不是从一个教育学者的角度，也不是从一个心理学者的角度，而是单纯从一位三个孩子父亲的角度去解读、去思考：中国教育和德国教育到底有哪些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安徽商报：您刚才告诉我说，德国的教育模式和中国的明显不同，能简单介绍一下吗？霍恩：说这些时，我站的角度既不是一个教育学者的也不是心理学者的，而是单纯从一位三个孩子父亲的角度去分析的，这样也许更客观。
你可能不是很了解，在德国，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完全分开的，不像中国都是由教育部门来主管。当然，我也不是完全认可德国的教育模式。但有很多内容值得借鉴。
德国的中学生上大学，凭借的是毕业会考――那是结业性的考试，不是高校选拔性的考试，不需要只注重分数的高考成绩。他们上大学是通过申请，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爱好和高校的申请条件等，如果条件不够，或者名额不足时，他可以继续等下一次机会。而且，进入大学前的考试，不是全国统一的考试，他可能是一个学校、一个系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组织，不唯分数，而注重学生能力、兴趣、心理等方面的测试。形式也是多元的，不像中国这样，需要大家一股脑地去“挤”高考这座“桥”。
另一个不同，就是考试体制完全不同。这个区别不好简单比较，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学生的考试完全是“为了考试而考试”，而德国不是。比如在高校，德国学校不是什么专业都要考试，一旦需要考试的，那是需要学生去认真准备，而在中国高校，什么都要考，很多又都成了“形式主义”。
安徽商报：既然在学生的选拔和入学上就有不同，那您认为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霍恩：对于动手能力的培养上，我去过很多中国的高校，他们都在试图努力去改善，但这不仅仅只是学校的原因，还有中国的孩子从小学教育就出现了问题。
在中国，孩子学习更多的是“记忆式”学习，比如背书、背公式等等。当然在德国孩子们也需要学习教材上的知识，但他们更注重的，是学习了这个知识后准备去解决什么问题，否则学习有什么用？
我觉得，中国的孩子自由支配的时间太少，严重地被课业所累，他们玩的时间、与小伙伴交流的时间太少，动手能力太弱。这些都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和独立人格的培养。此外，中国的家庭很多都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大多被父母宠着，没有太多的机会去经历挫折。如果他们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很可能被一个小的困难和挫折击倒。
当然，中国学生的优点同样突出，比如我见过一些留学德国的学生，他们一方面要努力克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努力学习语言和规定课程，还要争取更多的奖学金，减轻家庭负担，很了不起。这些都值得德国的孩子学习。
我觉得，中德两国在教育方面确实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就是我来这儿的一个重要目的。
[关于家庭]我还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吧
在与霍恩教授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个很爱家的德国男人，而且很注重细节。在与记者近一个小时的交流中，霍恩教授分别给记者、摄影记者、翻译和我们的司机师傅的水杯里，重新加满了水。
霍恩说，尽管工作很忙，他还是可以做到工作和家庭兼顾。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霍恩说，我还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吧。话语之间，满含欣慰之意。安徽商报：刚才您提到，您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同时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您是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女的呢？
霍恩：我觉得作为父亲，我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孩子们大开了眼界。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去过世界各地，只要条件允许我总是带着孩子们一起，让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去选择。我的目的就是，在孩子对未来选择上，我要培养他们独立的人格和自立能力，指导他们自己去作出决定。
我的女儿在中国学习汉学，并留在中国工作，这些都是她自己的选择。你知道，让子女们听父母的话，这是很难的。但我的三个孩子都很听我的话，至少我的建议他们是能够采纳的。我的小儿子就是一个特别有进取心的孩子，现在什么都要和我这个父亲比，我非常喜欢他的这种性格。
安徽商报：在孩子的眼中，您是怎样的一位父亲呢？
霍恩：子女对自己的评价？坦白地说我很难回答。也许要等我的孩子以后也有自己孩子的时候，那时候再评价，也许要客观得多。不过，也许孩子们认为，我还真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吧！(笑)
[关于生活]带着《汉语字典》在合肥吃饭
霍恩教授告诉我们，1999年或2000年的时候，他就来过合肥，这是他第三次来合肥工作和生活。这次呆的时间要比较长了，至少要呆到圣诞前。
霍恩说，对于老外来说，汉语比较难学，有时候汉语的四个声调中，一个读错了，别人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了。所以，他在合肥和朋友吃饭的时候，通常会带着一本《汉语字典》，对于合肥的印象，霍恩张口就能说出“三里庵”、“芜湖路”、“裕丰花市”、“百盛”等等。
安徽商报：觉得说汉语难不难？
霍恩：对于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来说，汉语比较难学，汉语的四个声调中，有时候一个读错了，别人就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所以，在合肥和朋友一起吃饭，我经常带着一本字典，遇到不懂的字就查一下。
安徽商报：看来您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在合肥工作这么长时间了，能记住合肥哪些地名吗？
霍恩：“三里庵”、“芜湖路”、“裕丰花市”、“百盛”……呵呵，因为我住的小区离学校有点距离，所以我打车的时候，需要记住一些路名和地名。而且，我现在和小区门口的店老板们作一些简单的交流是没有问题了。
安徽商报：能描述一下，对合肥的总体印象吗？
霍恩：在这里，我交到了很多朋友，我说的朋友是指我们西方意义上的“朋友”，他们待人非常真诚，让我觉得这里很好。我还发现，这两年合肥的变化很大，比如的士司机们都在努力学习英语，这很让我吃惊。他们一般会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从哪里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觉得中国咋样”，接着，就聊德国的汽车。
除了这些，我觉得合肥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戏剧和音乐少了点；而且，很少吃到奶酪，这是遗憾的地方。
安徽商报：觉得中国咋样？您一般会怎么回答？
霍恩：很好，我把这里当作了我的第二故乡了，我喜欢这里。
(王迅潇潇武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