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本身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何谓发展，以及发展的道路、战略、模式、方针和政策，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经济政治和文化历史环境中，有不同的形成背景、不同的内涵，因而也有不同的结果。发展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和世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而紧迫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２０世纪初，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全人类首先是那些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地位的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开辟出新的历史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既有作为基于对外政策一部分的发展政策的提出，又出现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以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以及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之类。这种发展学的先驱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在一本给他带来很大声望的著作中写道：“在美国，直到５０年代末和６０年代初才开始醒悟到还有人生活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困境之中，醒悟到必须为此做点什么。”（《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第８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他一方面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贫困和悲苦怀有真诚的同情并且在发展问题上提出若干忠告，另一方面深感“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年轻经济学家陷入发达国家经济思想的困境而不能自拔，那将是可悲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思想妨碍那些国家的学者去努力符合理性，而对不发达国家学者们的学术创见更充耳不闻”。他寄希望于不发达国家“有勇气抛弃那些无意义的、不中肯的而且有时显然不适当的教条和理论思路，从研究他们自己的需要和问题中刷新思想”。（见《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第１９页，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就全球范围而言，在发展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以牺牲世界绝大多数人利益，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利益为代价，以实现自己的发展的发展观。联合国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宣布为“发展的十年”，但紧接着出现了７０年代的石油危机。由此，罗马俱乐部发出关于自然资源的耗损和环境的破坏导致增长极限的呼吁。一个主要在环境问题上使用的口号——“可持续发展”流行开来并且得到联合国的认可，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像一个仿佛经典式的定义那样，把它仅仅理解为“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满足我们现实需要的一种发展”，那就显然需要提出另一个问题：当前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不仅危及后代人，而且已经危及同代人首先是第三世界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何况这里既有自然资源的承载力的问题，也有社会本身的可持续问题。

        ８０年代，在很大程度上经由政治力量推行开来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发展学的流布达到极盛，几乎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每一所大学的必备教材。但是很不幸，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药方热流滚滚，却并没有在实践中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带来福音。拉丁美洲的８０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９０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和社会倒退，然后是依次发生于墨西哥、亚洲几个国家、俄罗斯和巴西的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其影响远远超出国家的疆界。拉美迎来的是“又一个失去的十年”。至于非洲，至今还处于被日甚一日地边缘化的过程中。

        在照搬西方发展观的第三世界国家，恰恰由于没有“从研究他们自己的需要和问题中刷新思路”，产生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对外的依赖性和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由此出现的一些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不仅不是发展，相反，这种“发展”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社会平等、教育、文化、就业、劳动者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倒退和国家主权与民族优秀传统的削弱，成为阻碍发展的深层隐患。甚至西方一些包括缪尔达尔在内的正直学者都已经看出，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或者说是“反发展”。

        正是在“发展”成为全球性口号的时候，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却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道德水平下降、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地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５３、２８１、２８２页）

        然而世界人民即使在艰难的条件下，也从来没有停止探索改变自己不幸境遇和社会发展健康道路的脚步。每天都有正义的呼声，每天都有新的代价，每天都有新的创造。生活教导着人民。从９０年代后期开始，已经有不止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提出，要由片面依赖外国转而注重地区联合和依靠自己人民的力量，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而把解决社会问题即国内贫困化问题摆在首要地位。人们由此看到的不仅是政策的某种调整，而且是在历史运动最深层发生决定性作用的人民意志的活跃。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１１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扫除了发展的障碍，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从２０世纪中叶起，社会主义中国在战争的废墟上勃然兴起，依靠自己人民的力量，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教育兴盛、社会公正、道德进步的发展道路。其间自有一番探索和奋斗的坎坷波折，但是取得了极为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和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发展问题理应纳入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也有资格，对发展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产生在世界人民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和中国人民历史创造的交汇点上。

        在理论上，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发展中始终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成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另一个是，把发展看作是一种洋溢着历史辩证法活力的社会进步过程。社会发展的一切方面——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当前的发展和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等等，都不可替代而又相互协调地存在于发展这个总体过程中。问题不是彼此孤立地、分散地，而是在相互联系和协调中提出并寻求解决。

        发展是一个包括社会各方面因素的系统的、综合的进步过程，而不是个别指数百分比的增长。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同时，不能不伴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新。经济发展居于基础的地位，同时，人民的权益也要得到保证，教育、文化、科技、道德水平和人们相互关系的文明程度等社会的诸多方面，都需要相应提高。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要先富裕起来，全体人民和全国所有地区都要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要积极学习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文明成果，但是发展的基础、目的和根本动力，全在于自己的人民。发展意味着向自然界的索取，然而这应当是尊重自然规律、促进自然界良性循环的发展。在中国，地域广大的农村的发展，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具有全局意义。只有按照党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样提出问题，才能同把发展仅仅归结为经济增长或者其他的片面发展观划开界限。

        社会不是一种虚幻的存在。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不是物的社会。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恩格斯写道：“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为了了解这一切，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６５０页）资产阶级曾经以追求人的解放和权利的名义反对封建主的“以神为本”的观念，但是这个阶级又制造了“以资本为本”、“以利润为本”、“以金钱为本”。世上本没有神，“以神为本”维护的是封建主阶级的利益；资本、利润、金钱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为本”，真正为本的不过是占有资本、利润、金钱的资本家阶级而已。人创造了这一切，而不是这一切创造了人。只有获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工人阶级，才具有剥落一切伪装、把历史的真实内容还给历史的气概、胸怀和理论的彻底性。这倒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１５１２页）

        关于社会发展和“人”，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包括：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原始公社解体后，人归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代替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最活跃、最强大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进行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阐述：“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以人为本，就是以全体人民为本。这一论断和我们党的整个科学发展观，既体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最高目标，又强调了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既显示着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充分尊重，又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在实现对全社会的领导中，从社会运动的当前实际出发而向着辉煌的未来前进，把严格的科学精神和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统一起来，在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上把发展的持续性和发展的阶段性统一起来，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协调和兼顾发展的诸多方面，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的新的社会条件下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以人为本”，就其字面表述而言，既可以见之于中国古代哲人，又可以见之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还可以见之于西方跨国企业推销商品的广告词。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有机部分，“以人为本”已经通过吸取人类在社会发展中积累的有科学价值的认识成果而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其理论基石和理论渊源，在马克思主义而不在其他地方。这就使它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生命和理论品格。

        许多理论工作者已经正确地指出，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进步是一个从低级文明到高级文明、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的客观过程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的观点，关于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并且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的观点，等等。不仅如此，还需要进一步指出，问题不在于某些观点，而在于整个科学体系和世界观、方法论，在于就其性质而言，科学发展观本身就属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工人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它在全部世界历史观中所实现的变革，第一次把社会科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使历史认识破天荒地被奠定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了。用列宁的话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列宁选集》第３版第１卷第１０页）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针对特定条件的具体论述可能过时，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把这些词句、结论和具体论述普遍化、抽象化为绝对真理，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它不是教义问答而是行动的指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从来都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科学发展观正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应对世界发展问题、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新的产物。

        美国人乔舒亚·库伯·雷默曾经专门研究拉美问题，尔后出任《时代》周刊记者，现今又在研究中国问题。他把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叫做“北京共识”。他关于“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即新自由主义区别的一番评价，听来饶有兴味。

        他说，“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认为发展经济只需要资本主义的理念和资本自由流动，认为一种发展模式可以使用于所有国家。拉美地区不仅是“华盛顿共识”的重灾区，而且也是长期放任他国剥削的重灾区。“华盛顿共识”的信誉已经被破坏。“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精髓是创新、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核心内容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创造一种能够保障国家独立的增长模式。中国发展的事实是一种力量的源泉。“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模式不同，这种发展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的陈旧思路有着本质区别。”（新华社纽约２００４年６月７日电）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发展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如果说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一种“共识”，而且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但是也不能照搬照抄。每个国家都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尊重本国人民的选择，以实现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寻找和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科学发展观，集中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既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新的总结，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凝聚着１３亿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智慧。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一脉相承的成果，又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２１世纪人类发展问题的新回答。它是世界历史进步的产物，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科学发展观来自实践，也还将在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种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将使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性贡献，以厚重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从一个重要的方面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